最初的“三皇”仅仅是通过智慧为民众带来光明，从愚昧的状态解脱出来，因此被称为“文明始祖”；到了五帝是带领各个部落一起改善民众生活；到了王道的时代，其实已经是国家形态的产生了，需要制度来约束民众；到了霸道时代，则是崇尚武力与权谋。
这几种社会的形态的演变，背后暗藏着物质的发展，人类的欲望的扩张，那么民众也由最初的自然淳朴一步步到尔虞我诈的状态。
《道德经》的三十八章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。”
这段话是说：当一个社会，没有道的时候，人民就追求自然的德性；当淳朴的德性没有了，开始追求仁爱；当仁爱逐渐没有了，开始追求道义；当基本的道义都没有的时候，就需要用礼来约束众人。当需要用“礼”来约束的时候，表明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忠诚与信用，社会开始乱了。
这是因为“道”与“德”是指符合天道与自然的德性；“仁”与“义”是指人发自内心的情感；可是“礼”呢，则是一种外在的规章制度，带有一定的约束性，不再是发自人的本能的情感，这个时候人的内心已经开始不再遵守仁义，需要用制度来约束了。
《道德经》的作者老子，曾在周朝担任“藏室史”的官职，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，也可以说是史官。在周朝的时候，国家图书馆的历史资料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所以，才有后来孔子不懂得的历史制度去求教于老子。老子的这段话暗示了古代政治的演变过程：最初的三皇是靠道德开化天下；后来的五帝是用仁义感化天下；可是等到王道产生之后，就靠礼仪来约束天下。用外在的礼仪约束人心的时候，迟早会天下大乱的。
这就像一个社会越是提倡“道德”，并且强行遵从道德，必然会导致人的虚伪品行产生，产生诸多沽名钓誉之徒；而只有内心当中自然产生道德，这个社会秩序才能真正有效，民风才能淳朴。
所以，道家推崇的是皇道，而可以接受帝道；儒家则是尊崇帝道，采用王道。
这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想想之间最大的差异。道家对儒家的批判，实质是反对导致伪善的道德产生；而儒家认为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状况现实中不可行。事实上，这两者的问题在后来的历史中都被验证。
之前讲到，周朝时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原先自然部落都已经演变成国家形态，王道成为主流，那么国家的典章制度就必不可少了。国家制度的基础是什么呢？那就是“礼乐”。
我们先看“礼”字，“礼”的繁体字是这样写的：“禮”。左边是“示”，表明跟祭祀有关，右边的是“丰”的繁体字，上面是器皿的形象表达，下面是“豆”，表明“礼”是用器皿盛着豆子来祭祀，也表示丰收之后感谢上苍带给百姓食物。
但是在上古，丰收的食物除了祭祀先祖和上苍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，就是分配。而不同的等级，享有不同的食物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差异化的等级产生了。最典型的是饮食，周天子的祭祀需要用牛、羊、猪三种动物，祭祀完也可以享用；诸侯的祭祀需要羊和猪；大夫需要用猪。这种等级制度需要严格遵从，否则就是“僭越”。在古代，“僭越”可是重罪，甚至有杀头危险，最严重会株连九族。
再接着看“乐”字，“乐”的繁体字是“樂”，下面是木头，上面是乐器的形状，即是用木制的乐器来演奏。很明显，“乐”是指通过音乐来表达一种情感。事实上，“乐”的起源也与祭祀有关，是在丰收之后的演奏祭祀喜庆的音乐，并且伴随着舞蹈。
既然“礼”和“乐”都与祭祀有关，那么它们有什么差异呢？事实上，“礼”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差异，而“乐”则是表达一种共同的情感，表达对先祖或者上苍的感谢，并且祈求来年五谷丰登。所以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礼主异，乐主和。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”。相同等级的人或有共同情感的人，会比较亲近；而不同的等级要相互尊敬。
这种既有差异又统一的思想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处世，甚至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准则。一个社会如果仅仅体现差异，没有共同的情感，会造成阶层之间互相不了解，造成阶层之间的断裂，对国家也没有认同感；而同样一个社会没有差异性，就会导致体现不了高下尊卑，人们不能尊敬贤德与上级，建立不了社会秩序。
那么，建立这样一整套的“礼乐”制度，显然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基础，否则不同部落之间有不同的标准，礼制肯定会非常混乱。因此，部落式的社会肯定建立不了统一的礼乐制度。
统一的礼乐由谁来制定呢？实际上，只能有由天子来制定，也就是“王”，周朝的礼乐制度就是周公姬旦辅政代天子而作。所以，《论语》中孔子说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”天下有道的时候，诸侯遵守统一的礼乐标准；天下无道的时候，每个诸侯都有自己的标准，互相不服从，如此便会爆发战乱。
“礼制”作为等级秩序的基础，也是身份高低的标准。在农业社会时代，土地显然是一切社会等级制度的保证，等级的高低从受封的土地大小上直接体现出来。
在先秦时期，贵族爵位分为五种，分别是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根据《周礼》的记载，诸侯中“公爵封地方圆五百里，侯爵封地方圆四百里，伯爵封地方圆三百里，子爵封地方圆两百里，男爵封地方圆百里。”在周朝时期，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周天子，周天子按照爵位把土地封给大小贵族。所以，才有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这句经典名言，这也代表周朝实际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家天下”。而这些贵族等级不同，享受的待遇也不同，绝对不能够僭越。
周朝根据各诸侯国包括边疆少数民族是否遵从“礼乐”制度，来衡量是否属于华夏民族的一部分。如果遵从的话，就属于远方蛮夷前来归化；如果不遵从，就会被视为蛮夷。这就是“进则为华夏，退则为蛮夷”的道理。
楚国国君在周成王时期，被封为子爵，但是楚国国君认为自己爵位太低，就自称为“王”。在周朝时期，只有周天子才能成称为“王”，其他诸侯国国君只能被称为“公、侯、伯、子”等，楚国僭越称王，严重违反周礼，所以楚国人后来被视为“蛮夷”。但是楚国的国君出身并不低，屈原的《离骚》里面就写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”就是说，我们楚国贵族是高阳帝的后代，高阳是谁呢，是黄帝的儿子。
由此可见，我们辨别是否属于华夏民族，完全取决于文化因素，而非血缘关系。
总之，“礼乐”是一种文明的教化方式，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人心，控制人的欲望，禁止阶层间的僭越。但是一旦天子的权威控制不了诸侯，而诸侯也控制不了大夫、士人甚至家臣的时候，这套秩序就会失效，也就是平时所说的“礼崩乐坏”。到了东周时期，便出现了严重的“礼崩乐坏”局面，最终演变成了“春秋”与“战国”。
